資料圖:河南南陽鬧市區一商品房小區大門上被噴塗“艾滋病拆遷隊”的紅字。 新京報記者 塗重航 攝
  新華網北京12月26日電題:“黑拆”“血拆”“艾滋拆”一再上演,誰在操控“拆遷部隊”?
  “新華視點”記者毛一竹、甘泉、劉金輝
  近日,“艾滋病拆遷隊”驚現河南南陽一拆遷小區,這群人自稱是艾滋病患者,恐嚇居民稱不搬走就感染他們,這種極端的拆遷手段引發社會廣泛關註。近年來,“黑拆”“血拆”一再上演,甚至發展成“艾滋拆”等極端形式。
  一樁樁慘劇、鬧劇的背後,究竟誰在對普通群眾暴力相加?誰在幕後操控形形色色的“拆遷部隊”?
  “拆遷部隊”的組成:三類人員充當“打手”
  據南陽市房地產開發公司三廠小區居民反映,這些“艾滋病人”12月初住進該小區內,還拿出病例卡證明他們患有艾滋病,併在許多牆上噴塗“艾滋病拆遷隊”等字樣,見到居民就恐嚇說不搬走就感染他們。一些不堪忍受的居民已經搬走。
  在不少地方發生的強拆中,“拆遷部隊”總是沖在最前線。記者調查梳理髮現,這些“拆遷部隊”主要由三類人員組成:
  --城管、警察等執法人員身影最為常見
  在一些地方性法規中,經由行政機關確認屬於違章建築,且逾期拒不拆除的,可以申請法院強制執行。這也是城管、警察屢屢沖在暴力拆遷一線的原因。
  10月13日,河南駐馬店經開區開源辦事處村民與前來強拆的城管持磚互毆、致多名村民頭破血流。事後,官方通報稱,這是部分村民為套取國家補償資金加蓋的“違建”,駐馬店市要求城管人員前去拆除。
  河南一名長期從事拆遷的基層幹部說,儘管出發前對城管執法人員反覆訓誡要“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但當衝突發生時,場面很容易失控。這名幹部反思,“這些衝突一再發生,主要是事前工作沒有做好,如果程序公開透明,充分征求民意,溝通協調,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
  --拆遷公司在不少暴力拆遷中扮演不光彩角色
  此次南陽艾滋病人拆遷事件中,針對是否有人利用艾滋病人威逼拆遷,公安部門正在調查中,同時,對負責該項目拆遷的南陽市遷安拆除公司停業整頓。
  2013年底,江蘇蘇州市通安鎮嚴山村村民範木根因拆遷衝突刺死2人,留下一份遺書在網上擴散開來,遺書中說,其“一家人安全因拆遷遭黑社會威脅,一家人不敢回家”。他所提到的“黑社會”其實就是當地一家拆遷公司。2013年12月3日,拆遷公司人員因拆遷談判和範家發生爭執,並毆打範家人,衝突中範木根掏出身藏的尖刀將2名拆遷公司人員刺死。
  河南鄭州一家拆遷公司合伙人告訴記者,搞拆遷工程,只要不出現事故,穩賺不賠。拆10萬平方米,掙三四百萬元不是問題。“但想攬到活兒,還是得有關係。一般由當地政府先把工程給房地產開發總公司或有資質的拆遷公司。我們是從這些‘頭包’手上攬活兒,有時是二包、三包後才到我們手裡。”這名合伙人告訴記者,大部分拆遷戶拿到補償款都能順利搬走,也有少數釘子戶,到了最後期限還賴著,只能強制拆遷了。如把人打傷,家電傢具損壞了,都是先由政府部門出面協調,最後由開發商、拆遷公司各拿出部分賠償。
  2011年國務院發佈的《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規定,禁止征收實施單位以牟利為目的,這就意味著牟利為目的的拆遷公司不具合法性。據北京才良律師事務所發佈的《2013:中國拆遷年度報告》稱,在一些地方,拆遷公司風生水起,有些拆遷公司已經形成黑社會組織化,並有蔓延的傾向。
  --受雇佣指使的各類人員
  記者調查發現,房地產開發商、村幹部等雇佣指使的社會閑散人員,甚至涉黑團夥成員參與暴力拆遷也是愈演愈烈。
  在今年10月發生的雲南晉寧徵地衝突事件中,施工方事前組織的數百名持械著統一服裝人員與村民發生激烈衝突。據昆明市公安局通報,經調查,這些人員主要由項目施工方有關負責人從自己經營的公司等處組織而來,所統一使用的作訓服、頭盔、盾牌是其在市場上以非法渠道購買獲取。
  記者在中部部分省份採訪時註意到,幾起拆遷事件中,找拆遷戶尋釁滋事的人多以20多歲的年輕人為主。這些人通常通過私闖民宅、騷擾恐嚇、打砸門窗、限制拆遷戶人身自由等手段脅迫同意拆遷,有些採取極端的手段製造車禍和火災。
  北京才良律師事務所統計,僅2013年3月底到4月初的一周內,媒體就披露了3起車禍致拆遷戶死亡事件。
  “暴力的背後是暴利”
  長期關註拆遷問題的北京市才良律師事務所律師王才亮說,拆遷要按照《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設計的程序進行。從目前發生的案例看,“黑拆”“血拆”許多都是為了趕進度,繞開程序鋌而走險,暴露了一些地方官員追求政績、利益,忽視公平正義的思想根深蒂固。
  記者調查瞭解到,不少地方政府為了規避違法風險,採取了“委托社會力量動手、自己背後撐腰”的拆遷模式。在所有強拆事件中,補償標準往往是引發衝突的導火索。在無法達成一致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或開發商便指使“拆遷部隊”採取“非常規手段”,速戰速決,導致“黑拆”“血拆”時有發生。
  “暴力的背後是暴利。”中山大學政務學院教授肖濱說,“首先是開發商受利益驅動,無視法律;其次是背後有地方政府支持,至少是默許。徵地拆遷必須經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要真正站在群眾立場上,開發商也好,拆遷公司也好,不敢這麼大膽地踐踏法律。這反映出一些地方官員和開發商利益勾結的程度之深。”
  2011年,因城中村改造,廣州市天河區冼村部分村民對拆遷補償方案不滿不肯簽約,施工隊強行拆遷與村民發生衝突。後經村民不斷上訪舉報,冼村領導班子被紀檢部門查處“一鍋端”,又牽出廣州市副市長曹鑒燎與多名開發商勾結等黑幕。
  “沒有問責機制,才會縱容地方官員庇護或指使非法強拆。”王才亮說,在很多案例中,暴力拆遷無論造成多麼惡劣的社會影響,都沒有被問責,反而受到政府的默許甚至鼓勵,所以才會一再發生。
  今年的山東平度市3·21縱火案中,開發商與杜家疃村主任杜某相勾結,共同指使縱火暴行。
  今年8月18日,河南省駐馬店市經開區金山辦事處發生一起暴力拆遷事件,城管與拆遷戶激烈衝突,有孕婦倒地的現場視頻引發廣泛關註。但僅僅時隔兩月,10月13日,駐馬店經開區又一次發生城管進村與拆遷戶持磚互毆的衝突,兩起暴力拆遷如出一轍。
  以法治之手化解“黑拆”戾氣
  對於一些所謂的拆遷“釘子戶”,協商無法達成時並非無法可依。根據《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被征收人超過規定期限不搬遷的,由政府依法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拆遷戶還可申請行政覆議、行政訴訟,通過法律救濟化解問題。
  然而,在現實中,一些地方政府並沒有依法辦事。在河南駐馬店今年8月發生的強拆中,為了拆掉魏水清家的房子,經濟開發區管委會金山辦事處做了“精心準備”:提前下發限期自行拆除通知書,邀請市電視臺跟拍錄像,訓誡60多名城管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看起來“萬事周全”,卻少了最不可或缺的一環:法院對拆遷強制執行的授權。
  這其中恰恰暴露了地方政府法治思維的缺失。據王才亮介紹,近年來,一些地方政府違法自行組織強制執行,事後司法監督卻落空。無論是訴政府違法或是訴公安不作為,行政訴訟都難以立案。如青島某市民房屋2011年被當地城管糾集涉黑人員強拆後,向當地法院起訴長達兩年無人問津。
  有關專家認為,倘若脫離法治軌道,由拆遷引發的社會衝突必將陷入“叢林困境”,由利益博弈演化為赤裸裸的“拳頭正義”,最終導致政府形象失分,群眾利益受損。無論政府、開發商還是拆遷戶,“戰爭”沒有贏家。
  為防止“黑拆”“血拆”一再上演,肖濱建議,一方面要完善官員問責機制,引發衝突事件後,上級政府要對下級官員進行問責,糾正當中的不作為、亂作為;另一方面要通過法律程序、法律渠道、調解機制解決拆遷帶來的實際矛盾。
  “司法是保障法律公正的最後一道關口。”王才亮說,法院及時受理拆遷糾紛,公正審判相關案件,使各級政府的行政行為受到司法監督和審查,才能減少社會矛盾激化的概率,切實維護群眾的利益。在法治中國建設中,如何消除“黑拆”土壤,以法治之手解決暴力拆遷,檢驗著政府踐行法治的耐心和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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